涇川縣博物館 王小剛
佛教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到了南北朝時期，其宗教傳播和藝術發展出現了空前的高潮。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宣武帝延昌年間（公元512—515年），各地寺院增至13727所，由此可窺佛教之興盛。
從可考的文物來看，涇川出土了十六國時期的華蓋鎏金銅佛，而規�；姆鸾趟囆g發展盛于北魏。太和末年，涇州刺史開鑿王母宮石窟[1]。延昌前夕的公元509年，涇州刺史奚康生造南、北石窟寺。此后羅漢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等陸續開鑿，在涇河兩岸的崖壁上形成了綿延達百里之長的“百里石窟長廊”。涇川先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佛教文化，為后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以佛舍利供養為形式的佛教信仰同樣是涇川佛教文化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1964年至2013年，涇州古城內在49年間連續三次出土佛舍利及佛牙佛骨，發現舍利地宮3處，發現五重舍利套函、四重舍利套函、三重舍利套函各一，“發現的批次、數量之多，在國內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2]”。
現將涇川南石窟寺出土的北魏石佛座和北周寶寧寺遺址出土的慧明造舍利石函作以對比，進行一點粗淺的探討，了解二者之間異同，從而為研究北朝時期涇川地區佛教藝術、佛教信仰的發展提供一己之見，以求方家指導佐證。
一、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介紹
（一）北魏石佛座
北魏石佛座編號001343（以下簡稱北魏石佛座），高22厘米，長44.5厘米，寬33厘米。出土于涇川南石窟寺附近，時間不詳（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現于涇川南石窟寺院內，當時做香爐使用，有燃蠟、焚香痕跡，佛座內經后人用水泥澆灌和修補，凹槽內深度不詳。佛座的頂面鑿一長方形凹槽，頂邊沿有嵌合口部的內凸緣，似為子母扣狀。前立面雕一長方形邊框，邊框凸起，分三格，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盤，上盛摩尼寶珠，兩側刻蕉葉紋，左右格內各浮雕一蹲獅和一供養人。獅昂首相向，張口吐舌,涂鐵紅色、綠色彩繪；一壁角棱殘無，左蹲獅殘缺，右供養人頭部殘缺。該座雕刻細膩，雙獅形象尤為生動。遺憾的是北魏石佛座卻無文字記載，無從考證它的用途以及當時雕造背景等狀況。
（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慧明造舍利石函，1969年出土于寶寧寺遺址。青砂巖質，長67.5厘米、寬49.5厘米、高46厘米。函體成長方體，盝頂式蓋，子母口扣合。套函由石函、大銅函、小銅函、硫璃瓶組成，硫璃瓶內有舍利數十粒，石函內有玉帶環2件、玉發釵1件、琉璃杯1件、鎏金開元通寶15枚、法器劍3件、銀環狀不明用途物2件、銅環狀不明用途物2件、金釵1件、銀釵12件、銀簋2件。函體正面陰刻楷書“真容虛寐妙惙疑神圣智無私言談□絕然寶寧寺比丘慧明謹□衣缽之余仰為七世所生法界合識敬造石像一區琢磨已就瑩芳殊麗雖不□氏見存與真蹤無異籍此善□顛上來而外合國黎庶俱登正覺北周天和二年歲次丁亥八月庚子”96字刻記，背面雕一長方形邊框，邊框凸起，分三格，正中又分三格，居中浮雕一飛天且頭頂托盤，上盛摩尼寶珠，兩側各浮雕一供養人，左右格內各浮雕一蹲獅。
二、北魏石佛座與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對比分析
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均屬北朝時期佛教藝術的造像風格，二者之間既有明顯的相似性，又有區別之處。
北魏石佛座
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
（一）北魏石佛座與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的共同點
1.具有相同的形狀特征——長方體。
2.造像布局也極為相似邊框凸起，分三格。
3.造像題材相同，都有托盤、摩尼寶珠、兩位供養人、雙蹲獅。
北魏石佛座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盤，上盛摩尼寶珠；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居中浮雕一飛天形象且頭頂托盤，上盛摩尼寶珠。摩尼寶珠“梵語摩尼，又云末尼，華言離垢。此寶光凈，不為塵垢所染；若以青物裹之投水，水色即青；紅黃赤白，亦復如是。能如自己意愿，而變現出種種珍寶之寶珠。此寶珠尚有除病、去苦等功德。一般用以譬喻法與佛德，及表征經典之功德。謂等覺菩薩無明之惑將盡，位居十地之上，其隨類現形，化用自在。[3]”這就說明摩尼寶珠在佛教及世俗中具有特殊地位——統攝了宇宙的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物（包括物質和意識）都無可比擬，相當于佛性及佛。摩尼寶珠作為消災、吉祥的象征，人們用他以祈求幸福平安、招財進寶，已成為傳統習俗。
以上共同點就可以理解為，北魏石佛座與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間的雕刻風格基本相似，或為承襲。
（二）北魏石佛座與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間的差異
北魏石佛座未發現蓋體、有圖無文字、無飛天這一造像題材；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較為完整，有文字記載，居中浮雕一飛天形象且頭頂托盤，上盛摩尼寶珠。
從北魏至北周195年左右的時間內，經歷了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魏太武帝、周武帝滅佛）,而其他皇帝幾乎都推崇佛教。因此佛教不僅沒滅，反而使更多的信眾更加追求信仰、渴望自由，這在滅佛事件后北周寶寧寺舍利石函的飛天造像中得到體現。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北周時期佛教藝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出現了裸體飛天，使得飛天這一佛教造像有了新的突破，古人渴望自由、盼望征服太空的美好愿望更加突顯在飛天的造像風格上。這便是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與北魏石佛座有無飛天這一造像題材的主要原因，從北魏石佛座到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正是這一段歷史的發展佐證。
三、結論
首先，摩尼寶珠這一佛教特殊題材，同雕刻于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上，說明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有相似及聯系，摩尼寶珠在這里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正如中國漢族壽材上的五福捧壽圖，雖不是文字，但它具有專用的象征意義，無論什么時候，絕對不可能雕刻于座椅之上以及挪為它用。那摩尼寶珠這一佛教特殊題材既然用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上，就能解釋成摩尼寶珠同中國漢族壽材上的五福捧壽圖有同樣的專用性、象征性，這樣一來北魏石佛座就有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一樣的特征和作用。
其次，迄今為止出土及發現的佛座都是圓形蓮花佛座居多，也有少量長方體佛座，但它們同樣有蓮花素材，玄奘題名石佛座，也具有蓮花題材。自古以來佛都端坐于蓮臺之上，既然是石佛座，為什么造像題材中沒有蓮花題材？相反，北魏石佛座與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如果屬于不同用途，那么二者之間為什么具有相同的造像題材？
再次，北魏石佛座既然是佛座，那么與佛像之間應該是榫卯套接。佛座頂面長方形凹槽作為卯眼，佛像下方必然有榫頭。卯眼有多大就對應榫頭有多大，佛座壁厚最薄處僅有3.8厘米，這里的卯眼已經接近整個佛座，顯得佛座有些多余，同時這樣大的卯眼必定承載比它更大的佛像，北魏石佛座能承載比它大很多的佛像？卯眼成倒錐體上大下小，成不穩定性，要保證穩定就應該增加受力面，至少上下對等。北魏石佛座所表現出的以上特征是無法承受佛像榫頭扣入后穩定佛像的作用，使得佛座失去了雕造時應有的意義。在佛座具有卯眼特征的同時，上方又有梯狀的凸起，表現出其子扣特征，這種特征應該不會是裝飾作用。聯系北周寶寧寺舍利石函的形制，會不會在“佛座”的上方原來有個母扣的頂蓋？最著名的玄奘題名石佛座（如圖）高36厘米、上徑49.5厘米，上方也沒有子母扣痕跡，而只有合規合矩的正方體卯眼，且卯眼上下等同，足以在榫頭扣入后發揮出穩定作用。因而我個人認為，雖然北魏石佛座尚未發現母扣及蓋體，但將其定名為佛座我認為有待商榷。
玄奘題名石佛座
綜上所述，通過比對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及玄奘題名石佛座，我認為北魏石佛座有理由稱為舍利石函。只不過隨著歲月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其文物本體已經失去了它的完整性，從而成為舍利石函套件文物中的一個孤件，給后世留下新的思考。倘若南石窟寺發現的北魏石佛座為舍利石函，那么涇川是否會在三次發現佛舍利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現？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思考的方向，那就是北周寶寧寺石函也是由石佛座改造而來，那么它和北魏石佛座之間的因承關系才能成立。
總之，北朝作為佛教在中國的重要發展階段，佛教雕造藝術豐富多元，時間跨度近二百年。北魏石佛座與慧明造舍利石函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就表現出佛教藝術品間的承襲關系。北魏石佛座與慧明造舍利石函不應該有兩個不同的稱謂，要么都稱為佛座，要么都稱為石函�，F求教于專家學者給予指導幫助。
[1] 魏海峰，《隴東最早的石窟——王母宮石窟考》，《平涼日報》2014年3月。
[2] 樓宇烈，2013年12月26日在中國社科院、涇川縣政府舉辦的“涇川佛教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
[3] 《三藏法數》，明一如法師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