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藝術的源碼：北魏南石窟寺之碑
□魏海峰
北魏時，涇川由漢安定郡改置涇州，領6郡17縣，相當于今天的省級行政建置，因而成為甘肅省隴東地區、寧夏固原南部地區、陜西彬縣以西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宗教中心。這一時期，涇州開鑿、修建了大量的石窟和寺院，尤以今天涇川地區為最，至今存有600多個洞窟，綿延100里，被譽為“百里石窟長廊”。著名的如涇州地區最早的石窟寺——王母宮石窟寺（化政寺石窟，今存）、最早的敕賜寺院——嵩顯寺（毀于清末），體量最大的石窟——羅漢洞石窟（部分現存）。而保存最完整的當屬北魏權臣、涇州刺史奚康生主持開鑿的南石窟寺，不僅其中心窟保存完好，且記載開窟歷史背景的碑刻至今猶存，成為研究涇川北魏佛教文化和地方歷史最重要的物質文本之一。
由于藏寶于西部地區窮鄉僻壤，南石窟寺在沉寂1400余年后的民國年間，方才猶抱琵琶漸露真容。拂去歷史的塵封，兩窟千年前的開鑿勝景和千年后的曲折再現，在同一塊碑刻上得以還原，這就是被學界日漸重視、其書法藝術不讓中原的北魏涇州“南石窟寺之碑”。
發現——陳萬里西來得意之事
1925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率敦煌考古隊來華，在北洋政府的介紹下，北京大學國學門派出年輕的學者陳萬里隨行。進入甘肅之前，陳萬里一行在西安市場上邂逅“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從這張拓片上他敏銳的洞察到其歷史和學術研究價值，并認定南石窟寺在甘肅涇川，決定親臨現場考察這一歷史文化遺產。
進入南石窟寺后，興奮不已的陳萬里注意到窟內北側臺座下有一塊長方形的石塊橫臥于地，石塊表面雕刻精細，只是一些造像已顯得殘缺。根據石塊的大小及雕刻特征，陳萬里斷定這是“南石窟寺之碑”的碑帽。原來，此碑本來就陳列于南石窟寺內，但為某天主堂瑞典修女所覬覦，陰謀盜往國外未遂，方被時任涇川縣知事的著名書法家廖元佶移入文廟保管�？上б票娜巳狈ξ奈锍ＷR，將雕有美麗裝飾花紋的碑帽棄置于洞窟角落多年不顧。陳萬里用氈子包裹了碑帽塞到席篷車上，安然攜往北京大學，收藏于北大國學門考古學會。
這位中國第一位科學考查敦煌千佛洞的著名學者，南石窟寺的最早學術發現者、認定者，在他日后出版的《西行日記》中自豪地說，這項發現乃他“西來第一得意之事”。
析讀——解構北魏涇州歷史
說起“南石窟寺之碑”，就不能不提南石窟寺。南石窟寺位于涇川縣城東7.5公里的涇河北岸，現存5個洞窟，均坐北向南，開鑿于白堊紀紅砂巖上。其中第1窟為北魏開鑿，是國內最早以表現七佛為主的七佛窟，它開創了佛窟營造史上一種新的形制。
從“南石窟寺之碑”的結銜可以得知，南石窟開創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系時任涇州刺史奚康生主持修建。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曾先后出任南青州、華州、涇州、相州刺史，為北魏王朝建立了赫赫戰功。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造反，起義規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段簳份d：“康生性驍勇，有武藝”、“為當時所服”，因為他勇冠當世，所以從華州刺史任上臨危受命進討涇州，叛亂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涇州擔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這短短的三年時間里，奚康生動員了全涇州的人力和財力，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言：“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窮年累月的勞動下，終于造就了南、北兩座絢麗多彩的佛教藝術殿堂。
鑒于南、北石窟寺的地理位置分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唐史學科研究認為，“涇州所開南、北石窟寺，是對北魏兩京的云崗石窟、龍門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測不誤，南北石窟寺的開鑿一定是受意于北魏當朝，最少也應得到了朝廷的默許。否則區區涇州，安敢與京都相匹亞”。涇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為在北魏皇室崇佛的社會風尚影響下，加之涇川因沙門起義戰亂初定，一方面為了消除沙門起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朝廷授意重整佛教綱紀，另一方面，涇州世族大姓胡、梁、席氏等躋入皇親、高官者甚眾，共同推動了涇川南石窟寺、慶陽北石窟寺的開鑿。
如胡靈太后，安定臨涇(今涇川縣，公元535年廢臨涇縣，81年后在今慶陽市鎮原縣東南重置臨涇縣)人�！段簳ば潇`皇后胡氏傳》載：她“位總機要，手握王爵”達十三年之久。奚康生任涇州刺史時，宣武帝健在，由于當時北魏政權有“立子殺母”的制度，后宮中無一人愿生男兒，嬪妃懷孕后怕產下男孩，紛紛偷偷墮胎，令膝下無子的宣武帝非�？鄲�，但唯有胡氏公開宣稱情愿為宣武帝生子。公元509年，胡氏有了身孕，宣武帝龍心大悅，南石窟寺也在當年開建。次年四月元詡出生，南石窟寺竣工。五年后，元詡被列為太子，宣武帝斷然拒絕執行祖訓，胡太后得以幸免。南石窟寺開建時胡氏尚為皇帝寵妃，但在政壇上已有了一定的影響，否則不可能在“立子殺母”的制度中幸免，也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獨攬政權。奚康生在涇州大興佛事之際，胡靈太后之父胡國珍閑居安定老家，《魏書·胡國珍傳》載：胡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強禮拜”。胡國珍的妹妹是洛陽城內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為皇親貴族等講經布法。《南石窟寺之碑》碑陰記載，參與修建南石窟寺的胡姓人有別駕從事史安定胡武伯、平洪將軍統軍兼別駕主簿安定胡元安、省事安定胡季安、平涼郡丞濟南侯安定胡利等�？梢娫缭诤`太后攝政之前，胡氏已經成為涇州安定望族，在整個北朝的佛教發展中發揮中重要影響力�！段簳酚州d：“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他這樣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與劉慧汪暴動利用的是佛教這一史實有關。很顯然，北魏統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謂的“正統佛教”的威力來消除邪教的影響，以達到加強統治的目的。
“南石窟寺之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僅存的開窟遺物，不僅成為解讀兩窟乃至整個隴東造像背景及造像內容最主要的實物資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職官的重要實物資料，能正《魏書》多處舛誤，更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本來面貌。
定位——書法藝術不讓中原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南石窟寺，民國初年出土于涇川縣王家溝村，后移碑縣文廟，現存涇川縣王母宮石窟寺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寬105厘米，厚17厘米，題額為“符文式”篆書陽刻“南石窟寺之碑”，額上橫列楷書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書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斷缺，現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記載了奚康生創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共3列，計56人。
金石楷書的識辨一般來說相對容易，但由于“南石窟寺之碑”年代久遠，石碑斷缺，剝蝕嚴重以及由隸向楷過渡階段異體叢生的緣故，使碑文的辨識難度不小。2006年，筆者有幸邀約到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李洪智先生對“南石窟寺之碑”進行了深入研究，李先生依據兩種原拓圖版，結合三種版本的釋文進行了比對研究，點校了前人17處疑誤，形成“南石窟寺之碑”李版釋文，令人信服，現抄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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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攸冥造。寥寥太虛。動以應有。靜以照無。穹經垂像，厚化亦敷。囂□紛蘙。道隱昏途。道（經）□□�！酢跛纳�。俗流競波。愛根爭殖。迴往幽衢。沈淪邪或，聖覺匪運。真圖□（測）。至哉大覺。持暢靈（姿）�！酢酢酢酰ɡ┢澛}維。大千被化。幽境蒙暉。潛神吐曜。應我皇機。聖皇玄感。（協）揚（治）猷。道液垂津。冥（被）□□�！酢蹙艆^�；坨R長（幽）。三乘既駕。六（度）（斯）流。湌沐法膏。藻心道津。鴻源流衍。是近是親。均（感）遐舊�！酢酢酢��！豕鑸�。建斯嘉因。重阿疊巘。蔚映陽川。邃戶飛窗。翠錯暉妍。雙（玆）運矣。遺儀更鮮�！酢酢酢��！酢跤雷C
一 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
細審“南石窟寺之碑”，它有著個性鮮明的藝術魅力。點劃用筆“豐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滿了生命力和剛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點”。結字取勢匠心獨具，字字透過鐫刻者的刀鋒流露出書寫者高超的筆墨駕馭能力。羅振玉謂此碑“從分隸出，頗似《中岳廟碑》”，其章法布局有著明顯的漢碑意味�！澳鲜咚轮蓖ㄆ中未笮⒉钭兓炊嘧�，整體風格和諧完滿，李洪智先生認為在“類似層面的楷書碑刻中絕無僅有”。
北魏的碑刻書法因罕署書者之名而默默無聞，但南石窟的開鑿有權臣名將親自主持，又不排除皇室尊親作為幕后推手，有如此高規格的政治人物參與，《南石窟寺之碑》的書寫者當是可以放眼中原的一方高手。緣何與奚康生同朝供職的北魏悍將楊大眼的造像碑記《楊大眼造像記》能名滿天下，而奚康生的開窟碑記《南石窟寺之碑》鮮有人知？筆者以為這與涇州地處中原以遠、錯過了清代碑學中興時期的學術關懷有關。加之《南石窟寺之碑》出土于民國之后、早期金石專著多未著錄，因而至今待字閨中，尚未公開出版發行。但在傳播范圍極為有限的境況下，學界仍將它與《中岳嵩高靈廟碑》、《張猛龍碑》、《吊比干文》等一同被納入北魏著名碑刻之列。范壽銘在《北魏南石窟寺碑跋》中評價其“書體雄樸，猶存太和時造像風度”。陸維釗在《書法述要》中說，此碑屬于六朝書法中“近于《石門銘》而用筆方圓皆能”一派的“整齊”者，“與其學《爨寶子》，尚不如學《南石窟寺》”。李洪智先生研究認為：“書、刻者高超的技藝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書法藝術上獨樹一幟的風格，這獨特的風格有直接決定了他非凡的價值，遠非同時代的許多‘窮鄉兒女’造像所能企及”。信眾言不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