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東最早的石窟——涇川王母宮石窟考
□魏海峰 文/圖
北朝時期，涇州地區的佛教得到了迅猛發展，尤其是涇川從北魏以來即是涇州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當時涇州、安定郡、臨涇縣（西漢置，西魏大統元年廢臨涇縣后置安定縣）三級治所均在今涇川水泉寺村，從而這里成為整個涇州地區佛教文化活動的中心。涇川存留的佛教遺產中，以石窟體量為最，而由北魏涇州刺史抱嶷開鑿于公元494——500年之間的涇川王母宮石窟，原名化政寺石窟，是隴東地區有明確記載的開鑿時間最早的石窟。
王母宮石窟位于今涇川縣西郊0.5公里處的回山東麓，汭河與涇河交匯處。2006年，王母宮石窟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長期以來，地方文獻對于王母宮石窟的記載內容非常有限，除了僅從其建造形制和造像風格判斷約開鑿于北魏太和年間之外，人們對其具體的開鑿年代、建造人、歷史背景等信息的了解非常模糊。近年來，隨著學術界對涇川佛教文化的日漸重視，尤其是信息交流的高度發達，王母宮石窟逐漸揭開其1500多年來的神秘面紗。
王母宮石窟現狀
王母宮石窟開鑿在七千萬年前白堊紀形成的泥漿巖和沉積巖上，僅開鑿一個洞窟，是一座中心塔柱式大乘佛教石窟。為平面長方形的中心塔柱窟，洞窟坐西朝東，窟高11米，寬12.6米，深8米。中心柱寬7米，深7.6米�？咄猬F存清末依壁建造的四層凌云飛閣，十分壯觀。
洞窟四壁中，東壁已不存。南壁保存較好，壁面分四層，從上往下，最上層開一排小型列龕（現存二龕），龕內雕小佛，應是千佛題材。上層開五圓拱形龕，龕內雕一佛二菩薩，應是五佛題材。中層開三個帳形龕，三龕組成一坐佛二立佛題材；龕楣內浮雕飛天，龕柱柱身為上小下粗的八角柱，即方柱抹角，四面雕列龕，轉角部分雕忍冬紋，龕柱柱礎為圓形，柱頭雕成斗拱；中龕內雕一佛，結跏趺坐，面相方圓，肉髻較大，施說法��；西龕雕一立佛，頭殘，著雙領下垂大衣，平行階梯式衣紋，東龕位置，由于后代以土坯砌墻而被覆蓋，但龕內立佛仍然可以看到。最下層脫落嚴重，內容不清（或雕刻供養人行列）。
西壁即洞窟正壁，壁面組合布局與南壁相同。從上往下：最上層開一排小型列龕，上層開五個圓拱形龕，中層開三個帳形龕，但龕形與造像均為后代修復。
北壁殘毀嚴重，僅存左側立佛殘痕，從遺跡觀察，本壁壁面組合布局應與西壁、南壁相同。
中心塔柱分二層，下層為四方形，每面均開一圓拱形龕，雕回首龍頭龕頭，力士承托龕柱，龕外浮雕佛傳故事。中心塔柱上層為八角形，每面均開一龕，每龕內塑一佛二菩薩。上下層交接的四個轉角處，雕身負樓閣式方塔的大象。
龕內造像，南龕雕釋迦多寶并坐，佛像面相方圓豐滿，嘴角上翹，面含微笑，鼻準高直。西、北、東面龕均雕一佛二菩薩，其中，西龕坐佛后代已改成菩薩，北龕內左菩薩不存，南龕內佛像也被改塑。
龕外佛傳故事：南龕龕外左側浮雕三人，結發髻，袒上身，下著裙，雙手捧物，作供奉狀，應是佛傳故事中的“商人獻蜜”；右側浮雕大部分被砌于墻內，只能看見華蓋下坐一人，長袍大袖，已無法確認具體內容。西龕龕外左側浮雕三人，均菩薩裝，跪立，左手持劍砍樹，三棵樹分別表現了直立、傾斜、斬斷，應是佛傳故事中的“太子試技”。右側浮雕五人，其中，后二人戴項光，分別作男女裝，坐于方臺上，男者穿交領大衣，右手上舉，女者挽發髻，下著裙，雙手合什；前三人裸上身，著下裙，肩背包袋，雙手合什；后二人應是凈飯王和摩耶夫人，前三人則是婆羅門，畫面表現佛傳“婆羅門占夢”；右側浮雕不存。北龕龕外左側浮雕不存，右側浮雕三人，菩薩裝，分別作牽象、托象、舉象的姿勢，畫面表現佛傳“太子試技”。
抱嶷開鑿涇州化政寺石窟
北宋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在其《金石錄·卷三》中記載：“第三百八十八，后魏化政寺石窟銘，杞嶷造，文帝大統七年（公元541年）十二月�！痹凇督鹗洝ぞ矶弧分�，趙明誠稍加考證后指出：“右《后魏化政寺石窟銘》，《北史》及《魏書》有《宦者抱嶷傳》，云嶷終于涇州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后避禍改焉。今此碑題“涇州刺史杞嶷造”，疑后復改從其本姓爾�！睋段簳ぞ砭攀摹贰堕幑倭袀鳌けп趥鳌酚涊d：“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瓫]于京都，遂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后以忠謹被擢，累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钡潜п谀昀隙嗖≈�，就自愿請求外出任職，朝廷準許賜還故里，以示優容，被封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雖然太和十九年曾奉詔隨駕南征，但是南征結束后依舊“軍還回州”，最后“卒于州”。
可見杞嶷、云嶷、抱嶷當是同一人無疑，而且可以判定開窟在先，樹碑在后。即抱嶷任涇州刺史時主持開鑿了“化政寺石窟”，西魏大統七年（公元541年）十二月后人為其樹立了碑刻。然而這座化政寺石窟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根據《魏書·卷九十四·閹官列傳·抱嶷傳》的記載，抱嶷只在首都平城和家鄉涇州任過職，而西魏大統七年重立《化政寺石窟銘》碑時，北魏時期的平城早已成為東魏的控制范圍，只有涇州才被西魏政權有效管轄。因此，化政寺石窟應位于涇州境內。
化政寺石窟系模擬云岡6號窟而建
《魏書·卷十三》《皇后列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載，獻文帝于皇興五年（公元470年）“迫于太后，傳位太子”，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又被太后所鳩殺，孝文帝時年五歲，尊太后為太皇太后。當時，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馮氏臨朝聽政，孝文帝委曲求全，國家大事總于文明太后一身。文明太后聽政期間，剪除異己，扶持親信，培植后黨勢力，一方面信任身邊的太監抱嶷、王遇、張佑、苻承祖，以及外戚馮氏家族，如馮熙、馮誕父子，委以重任；另一方面重任元勛貴族，如拓拔丕、尉元、高允，并不斷提拔政治新秀，如李沖、游明根、陳建、茍頹、王睿等人�？梢哉f，形成了權傾朝野的文明太后統治集團。
在文明太后統治集團中，太監、外戚勢力是最重要的力量，有趣的是，這一力量組成了太和時期北魏中央佞佛集團，大肆開鑿云岡石窟，興修佛教寺廟，普度佛教僧尼，傳寫佛教典籍，其影響之深，波及范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抱嶷作為文明太后寵監，曾任大長秋卿，主管后宮，耳濡目染，當與佛教有緣。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太監白整、王質都曾擔任大長秋卿，并與洛陽龍門石窟的營造密切相關。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文明太后寵監王遇主持開鑿的云岡石窟9、10雙窟落成。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卒。不久，云岡5、6雙窟又開始興建，抱嶷時任大長秋卿，聯系其隨后外放涇州，在家鄉模擬云岡6窟而開鑿的化政寺石窟，可以推想，云岡5、6雙窟的開鑿，當與抱嶷關系密切，至少，擔任大長秋卿的抱嶷應參與云岡6窟工程的籌劃、監督工作。
化政寺石窟與王母宮石窟實屬同一窟
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北魏實行爵位調整。隨后，孝文帝開始調整用人政策，其中一項就是針對文明太后信任的太監抱嶷、王遇、王質，孝文帝將他們外放故土，擔任家鄉刺史，以示優容，實際上是消除文明太后集團在朝中的勢力。抱嶷這時回到家鄉涇川，擔任涇州刺史。西魏大統七年（公元541年）所立的《化政寺石窟銘》，明確提出化政寺石窟為北魏涇州刺史杞嶷主持開鑿，北宋《金石錄》予以登錄，并將“杞嶷”考定為抱嶷，極為正確。實際上，曾擔任大長秋卿的抱嶷回歸故土，將姓氏改回“杞”氏，本身就帶有歸依涇州世族的意趣，其開鑿石窟，更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而近年，有關專家學者根據王母宮石窟的規制和造像特征也基本判定王母宮石窟的開窟時間在太和末年至景明初。這與《魏書》記載抱嶷于太和末年至景明年間在涇州擔任刺史的史實不謀而合。因此可以斷定，現在涇川的王母宮石窟即抱嶷所開鑿的“化政寺石窟”，時間應當在公元494——500年之間。
綜上所述，文明太后時期開鑿的龍門石窟和云岡石窟都與歷任大長秋卿一職的寵監關系密切，公元492——494年，云岡6號窟開鑿時，抱嶷正任大長秋卿。公元494——500年，抱嶷還鄉后擔任涇州刺史，在涇川開鑿了化政寺石窟，而模擬云岡6號窟開鑿的化政寺石窟即今日真實存在的王母宮石窟。因回山上有西漢建造的王母宮，回山也稱王母宮山，山下的化政寺石窟遂被后世稱之為王母宮石窟。
